国徽（National emblem）是代表国家的徽章、纹章，为国家象征之一，也是民族的象征。只有特定的国家重要文件才能盖上国徽大印，正式生效。国徽上通常有来自自然的元素，如动物植物，但也可能有其他事物，用以表现该国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或意识形态。
自1949年共和国诞生以来，国徽作为一个国家的符号陪伴我们走过了风雨兼程的70多年。它是怎样诞生的，中间又有怎样的曲折，让我们回到75年前，通过一窥国徽的诞生，重温新中国的开篇！
发出国徽征集要求
1949年7月，全国各大报纸发表了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的名义颁发的征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启事。其中对国徽的主要要求是：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启事还要求，国徽方案要有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式上要做到庄严富丽。
启事发表后，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仅一个多月，筹备会负责此项工作的第六小组就收到国内及海外华侨应征的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图案千姿百态，林林总总，各有千秋。在这些征集来的国徽图案当中，清华大学营建系的10余个方案和1950年后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国立北平艺专的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设计的方案有一定特色。在此期间，朱德也参加了征稿。他在8月中旬让秘书也送上了自己精心自画的国徽草稿。朱德设计的图案底边为4条黄色曲线，分别代表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这是横贯中国的主要水系，黄线的上面飘扬着一面红旗，左上方一颗黄星。朱德胸怀祖国大地，他制作的国徽草稿强烈地表现了以水脉养育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且兼顾四面八方。
然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投稿者都将国徽想象为普通的证章和纪念章，致使所有投稿者绘制的所谓国徽图案均不足以表征国体。而且，在大部分来稿中，有的只是一种设想，没有画出设计图来，有的还只是一幅草图。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顾问审阅来稿后，认为绝大部分不能采用。朱德的图案也不能采用。第六小组的工作更加紧张地进行着。开国大典在即，如果没有合适的国徽，这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另外，一些颇有名气的艺术家们既是国徽图案的应征者，又是审选国徽草案的专家。这样的结果让大家于情于理都无法接受。于是，大家围绕900多幅国徽图案草稿，进行热烈地讨论。最后决定，请政协会徽的设计者张仃、钟灵两人综合现有图案的优点，重新设计几幅国徽图案，并印制成《国徽图案参考资料》，报请有关领导和专家审阅，提出修改或设计意见。《国徽图案参考资料》分发出去之后，专家们对国徽到底用什么方式表现新中国提出了很多意见。许多人都提出了系统地意见，还有人形成了专门的论证报告，但大家的意见差距较大。为此，第六小组的成员和专家又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修改意见。
这段日子里，最忙的要数张仃和钟灵了，只要有新的意见他们就要认真研究，并将意见落实到设计稿上。具体形成多少样稿，修改了多少遍，他们自己也记不清。然而，虽然费劲周折，还是没有设计出大家认同、满意的国徽图案来。此时，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新政治协商会议马上也要召开。国徽评选委员会考虑到国徽事关重大，草率不得，但当下又确实没有比较理想的图案，就建议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暂不讨论和决定国徽议题。这个建议得到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的同意。
然后，这个意见报到了毛泽东处。9月2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表态：“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决定。”由于国徽的问题被暂时搁置，开国大典上也就没有出现国徽。但新装饰的天安门城楼和整个广场，看上去辉煌而开阔，所以在整体感觉上，仍然让人焕然一新。从天安门广场望去，八面鲜艳的红旗在城楼两侧迎风招展，朱红色的廊柱间高高悬挂着红色的大灯笼，一幅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巨幅画像悬挂在天安门正门上方。在画像的两边，是两幅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在天安门城楼的第一层和第二层檐之间，一条巨大的条幅挂在那里，上面红底白字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盛大的开国大典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披上节日的盛装，喜迎新中国的诞生。
两大学院展开设计竞赛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含候补代表)共622人参加会议。根据新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的决定，仍由马叙伦、沈雁冰和原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国旗、国徽、国都、纪年审查委员继续担任制定国徽的任务。周恩来直接领导这项工作。
为了不耽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周年国庆时使用国徽，又能够设计出高质量的国徽，周恩来指示要多吸收一些专家，集思广益，共同设计国徽。周恩来指出：国家不可以没有自己的微章，建国1周年之际必须使用国徽。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大会决定，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分别组织人力对国徽设计方案进行设计比赛。
在设计过程中，这两只生力军成为骨干力量。清华大学营建系立即成立国徽设计组。组长由梁启超先生的儿子、营建系主任梁思成亲自挂帅。参加国徽设计的主要有建筑学家林徽因、画家李宗津、建筑专家莫宗江、建筑设计教师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者罗哲文、高庄、张仃、张光宇、张正宇等人，由钟灵负责联系。
1950年初春的一天，梁思成将带回来的国徽参考资料一张一张摊在桌子上，和设计组的成员展开热烈认真地讨论。摊在桌子上的图案，有一部分明显地模仿外国的国徽，有的花花绿绿，很不庄严。有一张图案，上方画了一个鲜红的太阳，下面是蓝色的海洋，海面上还有两只白色的海鸥在飞翔。
林徽因看了一眼说：“天哪！这简直是阴丹士林商标。”朱畅中幽默地回应说：“七折大拍卖。”大家都笑起来。林徽因的话提醒了大家，再仔细看这些应征的稿件时，发现像商标的还真不少。林徽因又和大家讨论起国徽和商标的区别。林徽因说：“国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他体现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意志，一个政党的主张。中国的国徽要有中国的特征，政权的特征，形式也要庄严富丽，应该表现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商标只是商品的标志，他只具有商品注册的意义，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必须加以区别。”
为了体现国徽的民族特征，林徽因还找来一些古代的铜镜、玉环、玉壁等工艺美术作品，做为参考资料，启发大家的灵感。在中南海的待月轩，是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两个设计组经常讨论和修改国徽图案的地方。他们常常为一些设计思想展开热烈讨论，有时还发生争论，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
在两个组的最初的几个方案中，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清华大学的方案没有天安门，而中央美术学院的却有天安门。清华设计组的成员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统治的象征，不能出现在国徽上；而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的成员却认为，天安门是自由的象征，因为“五四”运动就始发在天安门广场。一个说对方是封建思想顽固不化，一个说对方是自由化思想过了头………
双方就这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好在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极尽聪明才智凸显中国的特征。争论过后，感情依然融洽。他们的争论“官司”后来竟然打到了党中央，足见这种带有学术性的讨论在当时体现的民主和开放程度。
在这两种意见中，毛泽东觉得天安门广场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开始，而且具有浓郁的中国建筑特征；虽然天安门曾经是封建统治者的庭院大门，但是把他做为国徽的元素之一，正可表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彻底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意义。所以，他支持中央美术学院的意见。
不久，国徽审查小组采纳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意见，要求在国徽中有天安门。梁思成向清华大学的设计小组传达了中央的这个要求。梁思成进一步构想，国徽上的天安门应当挺拔开阔，这只有建筑学上的正立面图能做得好。于是，他立刻派朱畅中去画天安门的透视图。朱畅中出发前，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特别关照他说：“在国徽图案中采用天安门立面图，可以使比例尺寸严格正确，同时在视觉上可以让人感到天安门广场的广阔深远。”她还向梁思成建议，把两个华表向左右方向拉开距离，这样有整体上的开阔感，构图也比较稳定。这样，经过反复讨论，反复琢磨，画了一张又一张图纸，进行了一场又一场争论，大家的设计思路越来越清晰了。
在国徽设计中，清华大学设计小组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小组以天安门为主体，分别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设计思路。清华大学设计小组始终主张，国徽应该放弃多色彩的图案结构，采用中国人民干百年来一直喜爱的传统金红两色，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象征吉庆的颜色。把这两种色彩用于国徽的基本色，不仅使国徽显得富丽堂皇，而且更加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以张仃和钟灵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小组则希望国徽漂亮端庄，显示出更多的艺术魅力。这也许与他们成功设计过政治协商会议会徽有关。政治协商会议会徽是由麦穗齿轮围成的圆形图案，粉红色的中国地图凸现在半个地球上，代表四面八方的四面红旗迎风飘荡，红旗上方还印有“1949”的字样。这个图案色彩丰富，结构紧凑，不失为成功的设计。他们正是循着这个思路设计国徽的。
经过3个多月的设计，两个设计小组都拿出了自己满意的设计方案。他们兴奋地把方案送到国徽审查小组审评，紧张地等待审查小组的最后决定。
周恩来选中“清华方案”
国徽评选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两个国徽图案挂在会议厅中间的墙上。左边的是清华方案：图案外圈环以稻穗和麦穗，下端用红绶带绾接在齿轮上。国徽的中央部分和下方是金色浮雕的天安门立面图，上方绘有金色浮雕的五星，衬在红色的底子上，如同天空中飘展的五星红旗。整个图案左右对称，庄严肃穆。
右边挂的是中央美院的方案：天安门的图像是一幅彩色的风景画，天安门形象一头大、一头小、一头高、一头低，有强烈的透视感，华表只画一个，立在一侧。碧蓝的天空，金色的琉璃瓦，红柱红墙，加上金水桥的白石栏杆和白石华表，铺地的大石块依稀可见，石缝里还画着青草。整个图案犹如一副彩色风景画。
会场中间摆着三四排沙发椅，参加评议的委员们在两个国徽之间穿梭着，热烈地争论着。正在这时，周总理走了进来。周恩来和大家亲热打过招呼之后，走到两个图案前，仔细审视着。过了一会儿，他对大家说：“你们认为哪个方案更合适呢？”田汉说：“我认为中央美院的方案好，透视感强，色彩比较明朗。”
田汉的话得到许多委员的赞成。这时，敢于说话的张奚若站起来说：“我认为清华的方案好，有民族特色，既富丽，又大方，布局严谨，构图庄重，完全符合政治协商会议征求图案的三个要求。”周总理一边听，一边扫视着全场，他注意到了中间靠右边沙发上的李四光。他走到李四光座位旁边，扶着沙发背问：“李先生，你看怎样？”李四光站起来凝神看了看两个各具特色的方案，又沉思片刻，然后用右手指着清华的方案说：“我看这个有气魄，有中国特色。”周总理转身再次走到两个图案前，凝神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面对大家说：“接着说嘛。”此时，多数委员都赞成清华的方案。
周总理说：“那么好吧，我也投清华一票。”又问，“清华的梁先生来了没有？”张奚若回答：“梁先生和林夫人都病倒了，清华小组的秘书来了。”周恩来把朱畅中叫到清华的图案前指点着问，“这是什么？”朱畅中回答：“这是稻穗。”“能不能向上挺拔一些？”周总理一边说，一边举起左手向上做了一个挺拔的手势。朱畅中回答：“稻穗下垂是表示丰收，向上挺拔，可以改进。”周总理点了点头说：“稻穗向上挺拔，可以表现时代的精神风貌嘛，从造型上也更为美观。”
从国徽开始设计时，周恩来就要求把稻穗设计到国徽上去，在国徽方案审查的最后阶段，他又一次提醒设计人员改进稻穗的图案。周恩来之所以对稻穗情有独钟，与他和宋庆龄的一段对话有关。那是1942年冬天，山城重庆，寒风阵阵，宋庆龄在她的寓所，为欢送董必武同志返回延安而举行茶话会。周恩来也应邀参加。茶几上，重庆近郊农民送来的两串稻穗被炉火映得金光灿灿。一位同志由衷地赞叹道：“真像金子一样！”宋庆龄神情凝重地说：“他比金子更宝贵。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丰衣足食了！”周恩来从茶几上轻轻地拿起稻穗，一边抚摸着一边意味深长地说：“粮食是人民的命根子，我们又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等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一定要把麦穗画在国徽上！”
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新中国的国徽既浸透了设计者的智慧，也饱含着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深切的爱。这次会后，又由梁思成等人执笔，大家一起讨论，经过反复修改，终于绘制出一个既有中国特征，又庄严富丽、大家都满意的国徽图案。
制做国徽石膏模型
1950年7月1日，已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执教一年多的高庄，受梁思成委托制作国徽浮雕模型。高庄曾与著名科学家关肇直及华西联大一些师生，共同把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译成英文，并自己出钱印发。他还曾经在冀察热辽解放区为我党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
接到任务后，高庄就夜以继日地开始了国徽的设计定型及塑模工作。开始时，高庄专心致志地按图纸塑造模型。但是，经过反复观察之后，高庄觉得图案存在着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特别是图案的形式和内容，还缺乏一定的、合理的审美规律上的要求。
例如，原图中的稻麦秆向外弯曲，是重头的，杂乱的；红绶带的飘带，缺乏来龙去脉，而且天安门城墙有不正的感觉。高庄认为，做为新中国及其政权的象征，这样的图案显得凌乱、软弱、涣散，而且缺乏庄严的气魄和凝聚力，并且天安门还有某种不稳定感。这些地方使高庄越看越不舒服，越看越别扭。在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高庄觉得必须要对平面图稿进行改动。
但是，国徽图案是经国家最高领导3次审查后在全国性会议上通过的，是最后的定稿，擅自修改是违法的。然而，倔强的高庄却抱定一个信念：“为什么不能改？国徽一定要完美无缺！”对每一根线条、每一个平面、每一块空间的处理，他都认真思索、反复推敲。就连每一个稻粒的造型、排列和中心空间的比例，高庄都反复比较、反复修改。高庄还从琉璃厂文物商店自费买来秦汉铜镜和北魏石刻等物，研究、借鉴我国古代艺术的造型规律。
高庄抛开了一切，用自己的生命塑造共和国之徽。他一连几天晚上只睡一两个小时。家人劝他休息，他说：“想睡也睡不着，不如接着干。”在他工作的桌上，点着一盏100瓦的台灯。在强光下长时间地伏案工作，他的右眼灼伤，一度失明；他的右手也出现断续麻木。但他不顾这一切，反而拼命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构思，精心策划和比较，高庄把稻穗和麦穗改成分行并列向上，变得层次清楚、排列整齐、紧密有序，并赋予刚柔相济的不同性格。象征我们国家各民族的团结共存，象征中华民族的蒸蒸日上。红绶带改成有规律的穿插，变得紧张、沉稳、凝重，与天安门城墙相呼应，给人以坚强、安定的印象。其他的地方也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如天安门前华表的位置、国旗上五角星的距离等等。
修改后的国徽图案，整体与局部变化统一，庄严大气又自然美观，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和时代精神。高庄兴高采烈地把修改过的国徽模型送到了中南海，然后惴惴不安地等待答复。高庄想，虽然修改国徽方案没有经过领导同意，但是经过修改后的国徽更加富丽，更适合做为国徽，是可以通过的。但是，他万万没料到，当他把模型送进了中南海后，有人竟说他这样做是“违法”的，因为原图案是经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的，是毛主席表态举了手的。虽然被批评了，但高庄在强烈责任心的驱使下坚持己见。高庄决定执笔给毛主席写了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一开头便说：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毛泽东主席看后同意了高庄的意见。
不久，中央领导听说了国徽塑造过程中的故事，特地委托彭真和康克清两位同志来到新林院9号看望高庄。彭真和康克清听取了高庄关于改动设计的详细说明，转达了毛主席赞同改进提高的意见：
你大胆地改好了。祝你成功！
毛主席的意见使高庄内心无比兴奋。1950年8月18日，高庄带着两个不同的国徽模型走进中南海，参加国徽最后审评会议。在审议会议上，高庄作了一个简短的书面陈述：各位领导，国徽模型的塑造被我耽误了很多时间，非常抱歉。不过耽误的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规律、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并赋以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使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因此在我塑造的中间作了一些修改，是否妥当，请予裁夺。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高庄改进后的国徽模型。至此，庄严明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诞生了！
毛泽东颁布国徽令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二次会议召开，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成员林徽因被特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在毛主席提议下，以起立的方式对国徽进行表决。顿时，全场起立，一致通过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并设计的国徽图案。当掌声在大厅里回荡的时候，林徽因激动得热泪盈眶。林徽因病弱的身体，此刻已无力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答谢了。
在设计国徽的那些日子里，林徽因一直抱病坚持工作。虽然在进行设计前，她几乎病得爬不起来，但在设计工作中，她却精神抖擞，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现在，他们设计的方案被采纳了，她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了。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说明指出，通过的国徽图案是集体创作的，兼具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A.形式和色彩庄严而富丽。
B.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既可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亦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运动以来人民的政治斗争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颇具“中国特征”。
C.以齿轮和麦穗象征工农，稻穗麦穗并用，也寓含着地广物博之意；以绶带紧结齿轮和稻穗麦穗象征工农联盟。
国徽的图案被确定下来。至此，庄严、神圣、富丽而且完美无憾的国徽正式诞生！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毛泽东发布颁发施行国徽的命令如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此令。主席毛泽东
到了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及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5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微，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再后来，到了1991年3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颁布主席令，予以公布，自1991年10月1日起施行。